夜里我梦见一条很长的走廊。
走廊尽头有扇门，门后不是宴席，是一块空地，地上铺着旧报纸。
风从远处来，报纸的角翻起来，露出下面被压平的青草。
我站在门口，没进去。
我回头，看见他站在走廊半途，手里拿着一串钥匙，钥匙在灯下亮一下。
我醒来时，桌上的手机在震，是一个“不必要”的晚饭邀请。
我按了拒绝。
早晨我给孩子做了一个简单的三明治。
孩子穿着那双白鞋，背起包，回头跟我摆手。
我伸手，替她把肩带往上提了一下，手指在布上滑过。
动作简单，但我几乎要落泪。
我知道自己在做的不是伟大的事，只是在执行“可撤回”的权利：撤回那种把女孩拉去“好看”的力量。
“晚上不出门？”他从厨房门口探头，手里拿着一只玻璃杯。
“不出。”我说，“我们可以把后阳台的灯也换成暖黄。”
“行。”他举了举杯子，像我们在一张更清晰的桌上碰杯。玻璃碰玻璃，发出比宴席上更干净的声音。
我们没有变成“圣人”。
这句话我想写在某个看得见的地方。
我们仍在挣扎，在判断，在处理“更高效”的试探，在对“见证”和“检察”的边界做校准。
只是现在，我能迅速分辨出哪个声音来自旧镜子，哪个来自现在的心跳。
后者更稳。
前者更响。
响的不一定真。
稳的，才可能长。
这是我们白天的剧本。
我们扮演着一对从创伤中走出的、努力重建生活的夫妻。
我们谈论灯光，谈论三明治，谈论孩子的白球鞋。
我们用这些日常的、琐碎的、充满温情的细节，构建了一个坚固的“不在场证明”，证明我们已经远离了那个黑暗的地下室。
可到了夜晚，当所有的灯都熄灭，当瑶瑶在自己的房间里沉沉睡去，他会从背后抱住我，用嘶哑的声音问：“那个习处长……后来还找过你吗？”
我知道，真正的“仍在进行”，现在才开始。